“东南闽粤作咽喉，雄镇当年号九州。”会昌是赣州东南门户，据贡江上流，占赣、闽、粤三省交冲咽喉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军事重镇，是赣州乃至全省的一道坚实的安防屏障。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会昌县大事年表，展示了自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建县以来，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间924年会昌发生的大事。

我们会昌博物馆的展陈，共分五个单元，第一单元：文明曦光，汉越交融

首先进入第一节，展示的是“文明初现”。据考古发掘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会昌境内就有原始居民古越族人活动的身影，他们在此居住，过着渔猎山伐与刀耕火种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文物部门先后发现了会昌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和大量的石质器物。像富城乡板坑村采集的石斧、周田镇梅子村采集的石镞等文物，就是很好的印证。这些石斧、石镞通体磨光，据专家考证，是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生产生活用具。

第二节展示的是“秦汉征越”。公元前219年，秦国发卒五十万，分五路大军南下征伐百越。西汉高祖六年（前201），置雩都县，会昌属于雩都县。至此，赣南有南埜（野）、赣县、雩都3县。西汉十一年（前196），汉高祖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并采用“和辑百越”之策，促进了汉越民族融合。这一时期，赣南大地有一定的发展，这是在会昌周田、文武坝镇采集的战国时期的斜宽从青铜剑、青铜斧等文物。

战国宽从式青铜短剑是国家三级文物。宽从、短身、长锋、厚格，圆茎，上有两道圆箍，剑身截面呈菱形。

战国青铜斧也是国家三级文物。由青铜铸造，外观呈风字形，斧体较长，长方形直銎，銎口外饰凸边一周，弧形刃，刃面略宽，刃角稍钝，无刃锋。

三国吴嘉禾五年（236），析庐陵郡置南部都尉，隶属于扬州，治所在于都。西晋太康三年（282），撤销庐陵南部都尉，置南康郡，郡治在于都。为了控扼岭南，晋军曾屯兵于会昌县境内的筠门岭。那时还叫军门岭，军队的军。

关于军门岭，最早的记载是嘉靖《赣州府志》卷二《山川》的记述：“军门岭，距县东南百二十里。两山屹立，对峙如垒。旧传晋人屯军于此。”稍后，明《江西省大志》卷六也有相同的记载。清乾隆《会昌县志》记载，“军门岭，旧志载晋时屯军于此。”两份史料都说明，晋时在会昌筠门岭镇屯过兵。

这一时期，会昌境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会昌陆续发现了一些汉代墓葬，出土了不少文物、画像砖和铭文砖等。这是会昌周田、麻州等乡（镇）出土的东汉“富贵”铭文砖，虽经历了一千多年，“富贵阳后”四字依然清晰可辩。

这是东汉墓“壬申”几何纹铭文砖，在会昌县西江镇南星村松坑山出土。（稍微介绍一下形制、特征等）

还有一些汉代的墓葬，出土了带有车马纹的墓葬，十分精美。

这是双立耳三足鼎。

此外，在瑞金、安远、寻乌、定南等县，也陆续发现了一些汉代墓葬。这些文物说明秦汉时，虽为边郡，赣南大地有大量越人居住。特别是这个东晋时期的青褐釉弦纹六系罐，就出土于会昌县西江镇南星村狮仙岽北麓，是国家三级文物，青瓷，敞口，短颈，溜肩，肩部有对称双系和对称一耳一对，上腹丰满，下腹急收，平底，肩部有凹弦纹二周。

下面，进入第二单元：路之要冲，设政建制

隋唐之后，随着战乱、灾荒等诸多因素，造成大量北民南迁并落籍此地，会昌的行政建制逐步发展建立起来。会昌县前身为雩都县九州镇，太平兴国七年（982），朝廷在此设置会昌县，以行政县建制划定县域和边界，并派兵驻守，负责边徼要地的安全。

第一节展示的是“边徼重镇”。唐时，会昌为雩都县九州镇，受“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以及饥荒、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一部分客家先民迁徙辗转至赣闽粤交界地带生活繁衍，为加强管理，朝廷在此设置九州镇。关于“九州镇”，在地方文献中有不少的记载。

这一时期，会昌的制瓷业有长足的发展。北部由于靠近于都，开发较早，之后渐进式向南推进，将烧造技术带到林岗坝窑，考古发掘可以提供实物佐证。但在会昌众多窑口中，最出名的是林岗坝窑，经专家鉴定，林岗坝窑系唐代中晚期瓷窑，一直到宋元时期才终烧。民间有“先有林岗坝，再有景德镇”的说法。

这个是林岗坝窑址。林岗村发现有四处瓷片堆积层，窑区总面积约9300平方米。窑址西侧方圆一华里内有鱼塘八口，塘底全是带粘性的白泥，为窑工挖取瓷土和淘洗坯泥的地方。

还有这里展示的西江窑遗址。

林岗坝窑与西江窑烧造的皈依瓶，器型相近，制作方法和烧造技术相同。

青黄釉宝相花纹盂缽、褐釉盘龙纹堆塑盖罐、三足双耳铁鼎、四神兽铭文铜镜、褐釉莲瓣纹鸟形纽堆塑盖瓶、青黄釉五盅盘等这些文物都是会昌出土的唐代文物。

第二节“建县安民”。九州镇北面山水环抱，地势平坦，适宜建县，太平兴国七年（982）划出雩都县东南六乡，在九州镇设置会昌县。关于会昌县名的由来，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当年建县时，还没有县名，正好有群众挖井时，挖出12块古砖，上有篆文“会昌”二字，视为祥瑞之兆，故取名会昌。

会昌”是唐皇李炎年号，含义深长，预示着社会和平安宁和繁荣昌盛。李炎为什么会选择“会昌”作为年号？这就得从两汉图谶之说说起。两汉时期，图谶之说十分盛行，尤其是“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等系列谶语，对东汉产生过重大影响。对渴望中兴又急需稳固皇权的李炎来说，“赤九”谶语给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李炎是李渊的九世孙，或许他正是看到了“赤九会昌”一语，而将年号定为“会昌”。巧合的是，不管是刘秀，还是李炎，庙号都是“武”，这就为历史增添了一笔佳话。

这张全景图展示的20世纪80年代的会昌。

建县之初，会昌并没有建筑砖墙。直到150多年后的南宋绍兴年间，由于“盗贼”时常袭扰县城，为御盗安民，会昌知县黄钺始筑砖城，并在南面开凿城濠，有效抵御了“盗贼”的侵袭。这块刻有“虔州会昌县造”的城墙铭文砖，据专家考证就是黄钺筑砖城时烧造的城墙砖。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虔州改名赣州，因此，我们认为这块铭文砖烧造时间不会晚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这与历史文献的记载是相吻合的，也为我们了解黄钺筑砖城提供了佐证。

至今，我们会昌还保留了古城墙、临清门、东门古码头、西门古码头等。大家还可以通过触摸屏，详细了解会昌古城墙的历史。

自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会昌县的造砖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制砖烧造技术在赣南处在领先地位。明朝初年（1366-1386），朱元璋先后动用了全国1部3卫5省28府152州县共28万民工，烧造、运输城墙砖，建成了至今保存最完整、最坚固的南京城墙。而我们会昌就是重要的烧造县份之一。这块有两行密密麻麻文字的城墙砖，就是当年烧造的城墙砖。上面的文字仍然清晰可辩，第一列是“赣州府提调官同知朱敏、司吏彭民安”。第二列是“会昌县提调官知县白东文、司吏陈受轻”。

可能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要在城墙砖上镌刻这么多文字呢？这并非朱元璋的创举。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物勒工名”制度就已经出现，《礼记·月令》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为了保障城砖的烧制质量，朱元璋要求各地在砖上镌刻了烧造城墙砖的官员名字，甚至还镌刻了具体负责造砖的甲首、窑匠、人夫等的名字。砖烧好后，还要一块一块验收，达到了“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的验收标准，才能搭商船走赣江、进长江，一路运送到南京。砖送到赣州后，赣州验收后，留下了一些质量稍次的，后来就用于修筑赣州城墙，而剩下的就用来修筑了会昌城墙。

如今，经历了600多年的风霜，在南京城墙上仍然能看到会昌人民烧造的城墙砖。如在南京城解放门盲肠段仍然能看到“会昌县提调官主簿刘宪、司吏张允中、作匠李胜”的铭文砖，见证了这段会昌人民的高光时刻。

第三节展示的是：设军管控。南宋时，金兵深入江西腹地，为逃避金兵，溃兵和大批流民进入赣州，官府征敛钱粮，广盐走私泛滥，百姓负担加重，“失业之民，率继为寇”。为防遏“寇盗”侵袭，阻止贩盐潮，朝廷于绍定四年（1231）设置会昌军，对赣闽粤三省边界区域实行严控严管。汀、赣边界聚众走私贩盐，致使“盗贼”蜂起。在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了会昌县设军的缘由。

设了军，那当时管军的官是谁呢？据清康熙《会昌县志》记载：绍定四年升会昌为军。军使赵汝回、县丞胡子春……

为防遏“寇盗”，阻止贩盐潮，绍定四年（1231），朝廷屯军会昌，令军使兼知县，赵汝回成为首任会昌军使兼知县。

宋制规定，路以下为州、府、军、监，直属朝廷。此外，边徼且“地要不成州”者亦可设军，此军一般无属县，由朝廷派京朝官担任军使一职，级别高于县，隶于州或府，会昌属此类。

宋嘉熙年间（1237—1240），王栗接任赵汝回，王栗任期年满后，继任者免兼会昌知县，至咸淳五年（1269）罢军。

端平二年（1235），赵汝回题写了《会昌县东尉厅壁记》，由会昌东尉楼涣勒石刻碑，后来又对名录进行了补充，我们可看到楼涣之后的12人字迹明显不同。将近800年后，现在仍然能够清晰看到从乾道九年（1173）至咸淳三年（1267）期间会昌东尉名录，未曾中断，实属不易。名录截止第30位方荣甫任上未续，或许与咸淳五年“罢军复县”之事有关。

关于这篇碑记，有很多信息值得我们解读，比如反映了会昌官员设置情况。会昌建县之初属于望县，除了设置知县、县丞、主簿等官职外，还增设了一名县尉，形成东、西两尉，东尉执掌司法、司兵、司士事务，西尉执掌司功、司仓、司户事务。当然，这方碑刻也有缺漏，如绍兴二十七年（1157）任会昌东尉的罗良弼就没有在上面。进士出身的罗良弼，是会昌历任东尉中比较出名的一位，他少年时曾与胡铨同学，保持了终生的友谊。罗良弼到任时，刚好有一股盗贼十分猖獗，经过周密侦查，终于擒获这伙盗贼，老百姓从此安宁。他勤于政事、机敏干练，知县常常将疑难案件交付罗良弼办理，件件都能获得完满解决。他勤政爱民，常常推心置腹对待百姓，待人处世极为周到、宽容，会昌百姓十分拥戴他。

大家可以看看简表，了解宋至清代会昌县武备情况。

说到了会昌的武备，就不能不提到羊角水堡。羊角一带因扼湘江守会昌，东、西、南三面环水，北靠汉仙岩，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自古以来便是兵家重地、军事要冲。相传西汉时，名将周亚夫就曾在这里驻军。

明代中期以后，闽粤赣边地区盗匪猖獗，羊角村一带每年都要遭受劫掠。为此，当地居民为保障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派人到赣州府哭诉，请求官方驻军予以保护。明成化十九年（1483），官府在羊角水村设羊角水堡堤备所，驻军防守。但由于堤备所兵力有限，不能镇压赣闽粤三省的“流寇”，羊角村仍然经常遭受“流寇”骚扰。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时任南赣兵备副使薛甲途经羊角水堤备所，访得民情疾苦。回赣州后，先后拟就呈送新任南赣巡抚虞守愚，虞守愚很快上报朝廷，获得批准。嘉靖二十二年（1543）在当地民众提供的物力、人力支持下，羊角堡开始修筑，至嘉靖二十三年（1544）冬，一座巍峨壮观的羊角水堡城拔地而起。大家看到这幅图，就像一个羊角。2013年6月，国务院将羊角水堡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四节展示的是升州辖县。元初，赣闽粤边抗元战火不断，因前方战事需要，江西行省（兼管军事）于至元十五年（1278）移戍赣州，以江西、福建、广东三省隶之；至元二十九年（1292），江西行省辖区范围包括今江西大部和广东大部。战火平息后，赣、汀、梅、潮之间的经济、文化和贸易往来趋于热络，会昌军门岭更凸显其交通便利优势。至大德元年（1297），元廷以会昌县“远居东南上游，壤接闽、广边徼重地，非大其名不足以控制要冲”为由，升会昌为州，辖瑞金县，为推动赣、闽、粤之间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实早在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朝廷裁撤了安远县，并入会昌县。到大德元年（1297）升为州时，会昌州涵盖了现在的会昌、安远、寻乌、瑞金4县，版图达到了空前。

这些也是元代文物，做工十分精巧。

接下来，我们一直进入第三单元：闽粤通衢，百业肇兴

古时会昌是江西对外连接的重要通道，唐宋时期，从北方迁来的移民栖息会昌，在此安身立命，同时，也为会昌山区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节，稻作农业。北民带来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使会昌县稻作农业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统计，宋代淳熙（1174—1189）至宝庆年间（1225—1227），会昌土著户数增长了16.27%，人口增长27.50%；客籍户数增长了77.08%，人口增长191.34%。宋代时，会昌靠近福建，最先得种占城稻，一年可栽种双季稻。明清时，会昌采用水旱轮作，稻麦两熟制获得较大发展，地方品种不断涌现；土地利用率、农作物单位面积和产量明显提高。

会昌承乡(今西江镇、小密、庄口一带)居于都、瑞金两县之间丘陵缓坡，易于开垦良田，澄江贯穿全境，气温、日照、水资源等条件俱佳，南迁流民辗转于此，开垦拓荒，繁衍生息，促进了山区经济的发展。宋代的曾丰就写了七言律诗《会昌劝农》。

  第二节，锡场冶炼。宋代，《元丰九域志》记载：在会昌清溪发现锡场，该锡场矿体比较集中，具有较特殊的锡矿床，且裸露地表，临近荥阳水，运输便利，成本较低，极具开采价值。开采清溪锡场，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是官府税收的重要来源。

绍兴年间，赣州成为官府铸钱的重要基地。会昌那个时候也提供过金属原料，又有大量熟悉铸钱和铸造铜器的工匠，民间冶铸业也大为兴盛。比如：民范窑陶坩埚、宋民范窑“王合兴”款陶坩埚。

  第三节，陶瓷生产。客家先民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使会昌县经济得到快速增长，陶瓷生产也达到历史高峰，以林岗窑、民范窑、长岭窑为代表的民营制瓷手工业，成为了会昌县重要的经济产业。当时的民范窑址位于会昌县筠门岭镇竹村麻地垇组，瓷窑建在山坡上，窑长约20米，面积约180平方米。还有图片上我们所看到的长岭窑遗址、长岭乡苏屋“陶鼓鼎”田埂，也出土过这样一些器物。

会昌县当时有哪些古窑址？我们从这张表可以详细地了解一下。

  第四节，米盐贸易。“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会昌建县后，盐课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明洪武年间，会昌羊角水盐运航道开通，至明末，以米盐交易为主的大宗贸易在会昌周田、军门岭逐渐形成市场。图片上看到的门岭古道，就是古代运盐过潮汕地区的重要通道，当时门岭也出现了很多挑夫。明清时期，筠门岭是沟通广东的重要通道之一。赣州府曾长期食用潮州盐，筠门岭则是运盐的重要通道，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盐上米下”的特殊现象。广东的食盐、江西的粮食、福建的茶叶等商品集中在这里中转。广东的盐在广济桥用大船装载，沿韩江、梅江上溯，入石窟河至新铺，再在新铺分装小船，通过水运至武平下坝，再从下坝人工挑到筠门岭，再分散至赣南各地。赣闽粤边米盐交易频繁，会昌筠门岭墟、周田墟成为重要的米市，成为广东在江西补充粮食的重要据点。

  说到筠门岭，我们可以不妨了解一下，被誉为“虔南第一山”的汉仙岩，相传八仙之一的汉钟离得道于此，至今崖壁上还留有“壁立万仞”“天子万年”“渐入佳境”等摩崖石刻，具有较高的书法和艺术价值。

  下面，进入第四单元：金匾高悬，流风遗韵

         额是一种特殊的文献，早期是附着于传统建筑的一种特殊文化符号，起着标识作用。匾额的历史源远流长，一般认为始于先秦，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

  随着客家先民进入赣南后，宋元时期，一些较早南迁到赣南，人口繁衍已较多的客家宗族建立起了本族的祠堂，并标识“某某祠堂”。这些堂匾成为联宗睦族的重要载体，最终，以启迪后人、激励先进为内核的赣南客家匾额习俗在赣南民间逐渐形成，并成熟起来，成为赣南一大民俗文化。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要求，传承弘扬赣南客家匾额习俗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博物馆打造县级匾额专题展览馆——“百匾堂”，全景展现会昌客家匾额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意义。

  本单元分为德厚流光、高步云衢、玉洁松贞、绳其祖武、海屋添筹等五个章节，分别展出功德名望匾、科举教育匾、慈贤节孝匾、祠堂宅第匾、寿辰祝福匾等五种类型的匾额。

明清时期，从官方到民间都运用匾额这一独特的文化符号宣扬教化、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启迪后人，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净化民风、维护与强化民间士绅在乡村治理等方面的作用。下面我简要介绍几方最具代表性的匾额。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方“文魁”匾，是当年江西乡试的正副主考官童凤山、为会昌县新科举人赖泽霖题赠的匾额。赖泽霖从小失去父母，备尝艰辛。42岁时考取中式第五十一名举人，46岁考取第三甲第三十七名进士， 56岁时被选到广东三水县任知县。上任半年后，因水土不服返乡，三年后改任九江学府教授。但是赖泽霖是“中式五十一名举人”，为何赠“文魁”呢？清代乡试中举者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称“文魁”。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方“励洁明干”匾，形容受匾人为官励行廉洁，处事明智干练。这块匾的题匾人是清朝大臣苏凌阿，满州人，在担任两江总督时题写的匾。后因受和珅株连被贬到乾隆皇帝的陵墓当守护至死。受匾人曾绍兰，会昌县筠门岭镇人，他是一名武官，曾经在安徽凤阳县担任绿营兵的统兵。据清代《会昌县志》记载，曾绍兰为官勤慎廉洁，督运严肃干练。当时凤阳府一带常遭饥荒，曾绍兰奉命带领同僚赈济灾民，挨户查给，灾民普遍得到救济与实惠，因此深受上司的嘉奖。

  “庄溪草堂”匾，是馆藏二级文物，也是我们百匾堂中年代最为久远唯一一方明代的匾额，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题匾人罗洪先是明嘉靖八年钦点的状元，江西吉安（吉水）人，因冒犯皇帝被贬为民，从此开始了学者的游学生涯，成为王阳明学派的重要继承者和开拓者。罗洪先一生的主要成就在于理学和地图学，在理学方面，他是江西理学的中坚人物，在地图学方面，他精心绘制的两卷《广与图》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分省地图集。庄溪，即胡庄溪，会昌县庄埠乡人，是明代会昌赫赫有名的富豪士绅。胡庄溪也专习阳明理学，经常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一同前往于都学习而结识了前来讲学的罗洪先，胡庄溪对罗洪先敬仰有加，常常邀请罗洪先到庄埠小住，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拜罗洪先为师，罗洪先通过与胡庄溪的交往接触，深感胡庄溪为人诚恳谦虚，尤其是对理学不知疲惫的探求精神，便接受了两兄弟的拜师。胡庄溪还经常会送一些物资给罗洪先，罗洪先也会送一些书等物品给胡庄溪。胡庄溪病故后，罗洪先亲自为胡庄溪写墓志铭，记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这块庄溪草堂匾也成为他们之间友谊的见证。

  匾文一般会分有阴刻和阳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鸿案週甲”匾，中间的四个大字都是凹进去的，这就是典型的阴刻，而旁边突出的这些小字就是阳刻。在我们以前的木构件当中，最常见的标志性的雕刻物有双凤朝阳、福禄寿（蝙蝠、梅花鹿、寿桃组成）、八仙、花草（太阳花）等等图案，都是意喻吉祥美好。

  “德溥乡邦”匾。题匾人是陆军一级上将，中央国防部长何应钦，他是贵州兴义人，抗战胜利后代表中国及多个国家接受日军投降，后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国防部长等职。退台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1987年在台北去世。受匾人是周鸣鹤，会昌县筠门岭镇人，晚清秀才，也是筠门岭一带很有名望的乡绅，他在实行乡村自治、办教育、济贫困、维护家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何应钦把周鸣鹤夫妇当作周氏族人的榜样，题赠匾额加以褒奖。那么何应钦为什么会给会昌的一位乡绅题写匾额呢？这是因为，周鸣鹤的儿子周维纲是何应钦手下的出色将领，也是会昌县唯一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民国将领。周维纲长期在何应钦手下担任要职，1936年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少将，1941年升任中将。抗战胜利后，周维纲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不满，于是办理了退役手续，并且定居南京。解放后担任了南京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1962年病逝于南京。

  “有敬姜风”匾。有敬姜风的意思是有敬姜的遗风。敬姜，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公文伯的母亲，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贤母。据说有一天，公文伯退朝回家，看见母亲在搓麻织布，便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您还要搓麻织布，家人看到会生气的，还以为我不能侍奉您老人家呢！”敬姜听到儿子的抱怨，教训的说：“百姓通过劳动懂得思考，思考就能产生善良的心态，要是整天没事干就会忘记善心，产生不好的心理”敬姜认为，不管是天子，还是百姓，都必须劳动，这才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和前提。敬姜的这段诫子家训记载在《国语》上，成为有名的家训。孔子也曾称赞敬姜有积存，识礼仪。这块匾题匾人：张祥鸾，是民国时期的会昌知县。受匾人是会昌乡绅张敏华老先生的原配妻子吴氏，为82岁寿辰，称赞她具有忠贞不渝、和勤劳朴实的美好品德。

  这是一套由12块木屏组成的“寿序屏”（祝寿屏），由30幅福绿寿星、八仙和花草、琴棋书画等浮雕图案组合而成。它是清光绪十六年，会昌城赖家巷赖廷琛的母亲钟太安人八十一岁寿辰之际，由提督江西学政、南昌知府、会昌知县以及会昌地方知名士绅和赖氏的后裔等，共80多人联名敬献的。钟氏的儿子赖廷琛同治年间任内阁中书舍人，官职虽不高，但在皇帝身边当差，是地方官员很看重的一位“京官”。所以敬献了这幅精致典雅、文采飞扬的寿序屏。记述了女主人公高尚的操守和勤劳俭朴的一生，赞颂她极强的家庭道义感和社会责任感。

  齐眉昌后，“齐眉”，指“举案齐眉”，昌后，昌指兴盛、后指后代。称赞受匾人家庭和睦、后继有人、兴旺发达。题匾人洪钧，今苏州人，清末外交家。洪钧18岁考取县学生员，同治七年（1868），其时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定洪钧为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成为一名举世瞩目的“状元郎”。历任翰林院修撰、侍读学士、提督江西学政、迁詹事、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光绪十三年（1887）起，充任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四国外交大臣，成为中国古代状元中唯一的外交官。

  “陶柳母范”，比喻受匾人黄氏有“陶、柳”母亲的风范。典出自“陶母教子”与“柳母和丸”两个典故。陶母是东晋名将陶侃的母亲湛氏，与孟母、欧阳母、岳母一起被尊为中国古代“四大贤母”。“陶母教子”的陶母一直很重视对儿子的言传身教，陶侃取得功名赴任时母亲送了三件东西，一块土、一只碗和一块白布。陶侃领悟了母亲的用意：一块土是教儿子永记家乡故土，不要忘本；一只土碗是莫贪图荣华富贵，要保持自家本色；一块白布是教儿为官要尽心恤民，清清白白，廉洁自奉。“柳母和丸”，说的是唐朝柳公绰的夫人韩氏家法严肃，为防止其子柳仲郢夜间读书时打瞌睡，特意用熊胆汁配置成药丸让他咀嚼提神。

  “仉母嗣芳”，仉母是指孟子的母亲，是一位名垂千秋的模范母亲，属于典型的中国良母。关于孟母教子，历史上常常引用“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的典故来启迪后人。“嗣芳”，这里指继承和发扬孟母的美好品德，比喻受匾人汪奕芳之母邓氏像仉母那样，含辛茹苦坚守志节，抚育儿子。

  下面进入第五单元：会昌文脉，俊采星驰

  会昌建县以来，涌现了一代代杰出乡贤，可谓人才辈出，人文蔚起，据同治《会昌县志》载，会昌历代有文武进士13人，文武举人58人，贡生379人。会昌一代代文人恪守着客家人晴耕雨读的传统，相互砥砺，自强不息，他们著书立说，薪火相传，共同书写了会昌光辉厚重的文化底蕴。

  第一节：阳明施治

  会昌是王阳明过化之地，王阳明祈雨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这里可以讲一讲王阳明祈雨的故事）

正德十二年（1517），南赣巡抚王阳明从上杭移师大本营，途经瑞金，于五月初二到达会昌县城。当时会昌数月没有下雨，百姓忧心如焚。

  王阳明下榻后面的“都察院行台”，知县林信专门前来汇报工作，并请求王阳明到城西赖公祠为会昌祈雨。王阳明欣然允诺，亲自撰写了祈雨辞。

  次日，林信知县事先备具香帛牲礼，王阳明率诸将官和地方官吏乡绅，还有城郊周围民众，浩浩荡荡来到城西翠竹祠，举行隆重的祈雨仪式。或许是王阳明的诚心感动了上天，祈雨后王阳明率大队人马赶往赣州，在于都境内便大雨交加，连下数日，会昌、于都、瑞金一带旱情得到了有效缓解。回到赣州后不久，王阳明为赖公祠题写了“功泽弘庇”横匾。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王阳明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在此讲学，传播阳明心学，会昌也由此成为传播江右王学的重镇。

       据县志等历史文献记载，王阳明任南赣巡抚时，曾在赣州等地开坛讲学，我们会昌的赖元、赖贞、刘澜等人曾同投门下，成为阳明嫡传弟子。胡庄溪、胡夷简、胡恕简、周一新、钟汝用、钟应和等均为阳明再传弟子。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受王阳明“县邑治理、教化乡民”思想影响，嘉靖四年（1525），赖元、赖贞兄弟捐千金创办了湘江书院，并亲自讲学，正式开启了王阳明心学在会昌传播的大幕。赖贞还手抄《传习录》《往来辩学》等书，并将自己学习阳明心学的心得体会附在笔记后面，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王阳明心学读后感。

   第二节：崇文重教。会昌客家人具有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传统。建县后，会昌在县城西北隅建立县学，是会昌当时的最高学府，培养了一批人才。后因岁月日久、风雨侵蚀而倒塌，南宋乾道六年(1170)，县令张琯倡议重建。

   时任赣州知州的洪迈，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兼任州学教授，并亲临会昌指导县学的重建工程，并为会昌题写了《重建会昌县学记》。后来，由于县学屡建屡毁，这方珍贵的碑刻竟不知所踪。1987年，该碑在会昌县南禅寺旧址出土。这里也展出了全文，大家可以了解下。

  第三节：俊采星驰

  俊采星驰浮雕，主要展示了宋、明、清时期寓居会昌的曾丰、文天祥、罗洪先、薛甲、邹元标、郭子章、魏礼等7人，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了一代会昌人，推动了会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曾丰是江西乐安人，知名文学家、诗人，淳熙九年（1182）秋，以赣县县丞署理会昌知县。淳熙十年（1183）春旱，曾丰前往盘古山祈雨，祈求天降大雨以解民瘼，后果天降大雨。他撰写了《盘古山记》《萧岩记》，考证了盘古山的来历，这两篇文章都收入县志中。他有多首吟诵会昌的诗歌，收入《全宋诗》。

   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流传千古的名句，也是他的人生座右铭。他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舍生取义的生死观，激励和感召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英勇献身。文天祥是吉州庐陵（江西吉安）人，南宋德祐元年（1275），蒙古大军压境，长江上游告急，朝廷号令天下兵马勤王。正在赣州任知府的文天祥捧诏痛哭，之后捐尽家资作为兵饷，召集万余志士，从此踏上保家卫国的漫漫长路。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率军北上，与吉州、赣州等地的军队合兵，攻入汀州、漳州、梅州。五月，克复会昌。进入会昌城后，整饬军纪，抚境安民，敦化风俗，有一大批青壮年加入义军队伍。在此期间，他还为会昌赖氏写了《赖氏族谱序》。永乐年间，会昌名士文伯达在会昌县城内捐地兴建具有客家风格的“文文山公祠堂”，后更名为文信国公祠。抗日战争时期，为鼓励民众以文天祥视死如归的斗志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为榜样，特地将“文信国公祠”改为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场所，常有政府要员在该祠举行集会演讲、公演抗战戏剧等爱国救亡活动。

   罗洪先罗洪先（1504年-1564年），明代状元，江西吉水人，江右王门学派代表人物。嘉靖十七年（1538），对阳明心学情有独钟的胡庄溪，带着儿子夷简、恕简，到仙居山拜罗洪先为师。后，罗洪先赴京，胡庄溪带着儿子追到丹阳，这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丹阳问道”故事。此后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良知之学，成为莫逆交。嘉靖年间，曾受邀在会昌庄埠、铁山垅（今属于都）太极庵讲学，并将胡氏兄弟讲学之处，题赠了“庄溪草堂”匾额，该匾额现藏县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后来，他又为湘江书院题写了“仰高”匾额。胡夷简为了纪念罗洪先，就把他在庄埠的讲学处，更名为驻罗庵书院。

   薛甲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时任南赣兵备副使的薛甲平息了叶廷椿叛乱，后途经羊角水堤备所，了解到这一带的民情疾苦。回到赣州府后，很快草拟了一份《请城羊角水》的奏疏，又将《请设黄乡堡巡检司》《修筑长沙营堡城以迁巡检司》合在一起，呈送新任南赣巡抚的虞守愚。他的建议很快被虞守愚采纳，并上奏朝廷，得到了批准。羊角水堡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冬开始动工，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冬十月建成，在两年时间内，一座面积73408.2平方米的巍峨壮观的堡城拔地而起。2013年6月，羊角古堡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郭子章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1562—1565），郭子章为诸生时，曾游学会昌，先寓居会昌县城城南，而后在会昌县庄口镇实竹坪开馆授徒。在寓居城南期间，曾希范、刘国檄、欧可范、李益佳等人都曾拜郭子章为师。在此期间，谢国命与郭子章成为莫逆之交。后来，谢国命担任杭州通判时，昔日的好友郭子章刚好担任两浙参政，巡按到杭州时，出于对朋友的关心，郭子章就想向朝廷举荐谢国命，但谢国命拒绝了郭子章的好意，并说了一句“我知故人，故人不知我也。”谢国命的高尚情操再一次赢得了郭子章的尊重，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在会昌县城城南寓居一段时间后，郭子章又在会昌庄口镇上下芦村实竹坪“开馆授徒”。在任潮州知府时，郭子章往返路上必留宿会昌，经常在汉仙岩驻足、会友。万历十三年（1585），56岁的胡夷简升任云南宾川知州，他因厌倦了官场的争斗，上疏辞官归隐获准。同年十月，郭子章由潮州知府调任四川督学。这样，同为阳明后学的郭子章与胡夷简、周一新等聚会汉仙岩，并在汉仙岩“三空胜地”石壁上保留了他当时题写的“壁立万仞”摩崖石刻，其右下侧则仍留存着郭子章《送宾川胡大夫归隐羊角》两首唱和诗石刻，并为圆宁庵题写了“虎头羊角之聚”的匾额。

   邹元标是吉水县城小东门人，“东林党”著名领袖。早年为诸生时，曾流寓会昌羊角水，并在堡城东门外的翠竹居设教。与会昌羊角水人周一新等人为友。邹元标撰写的《羊角周氏族谱序》《小田世德堂记》《小田刘氏族谱序》等，行文流畅，感情真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均收录县志。

   魏礼康熙二十九年（1690）夏，魏礼应邀携次子魏世俨来到会昌，寓居霞绮园。欣喜之余，“霞绮园诸子”拿出了全部的诗作来请教魏礼。魏礼父子在霞绮园中过了几个月，直到重阳节后才回到翠微峰。在此期间，还举行了多次集会，魏礼写有《霞绮园杂咏》14首等诗。得到了魏礼面对面的指导，“霞绮园诸子”的诗作有了质的飞跃，从此名动江南。此后，赖方勃、赖方度兄弟追随着易堂诸子的脚步，游吴、越，进而齐、鲁、燕、赵间。游历开阔了视野，为诗歌创作拓宽了题材，也结识了大量的文人名士。

   第四节：人文璀璨

人文璀璨雕塑，主要选取了宋、明、清时期的唐稷、尹天民、萧九贤、胡夷简、赖士圣、吴湘皋、欧阳斯济7位乡贤。

   最中间的是唐稷，政和二年(1112)中进士。为官关心黎明疾苦，政绩卓著。政和十年（1113）任监利知县时，全力治水，消除了水患，又因不同意征收茶税被免职。宣和五年（1123）任潮州司士参军，平反了很多冤狱。建炎元年（1127），曾赴杭州上《十四策》和万言书，针砭时弊，力主抗金。建炎三年（1129）曾护卫隆佑太后，保障了其人身安全。隆兴元年（1163年），唐稷去世，享年76岁，葬于于都砚冈，后移葬会昌县城北五虎石脑，胡铨作墓志铭。唐稷一生著述颇丰，门人汇集为《砚冈集》52卷，胡铨为之作序，今已亡轶不存。

   最右边的是尹天民。他少年时家境清贫，却立下大志，要考中进士出人头地，就在西山岩钻研经学，一时声名鹊起，远近知名。

   赣南老乡、司空李潜知道尹天民的事迹后，向知州孔平仲举荐。孔知州为了弄清虚实，悄悄来到西山岩寻访他。与尹天民深入交谈后，发现他果然是个饱学之士。于是将尹天民送入京师太学深造。尹天民果不负厚望，崇宁三年(1102)以上舍登第，初授教授，后改任国子博士。他以渊博的知识，受到众多学者的称颂，尊称他为“尹夫子”。尤其是宰相张商英十分器重尹天民，以“国士”待尹天民。后受张商英连累，政和元年（1111）尹天民改任侍讲。

   宣和元年(1119)，尹天民的学生王黼升为右相，执掌朝政。很多人建议尹天民抓住机遇，多到相府走动。尹天民哈哈大笑说：“我去见王丞相，何愁得不到高官，只怕被先贤颜渊、闵子骞耻笑。”

王黼主政之初，羽毛未丰，他深知老师尹天民德高望重，便以学生身份下帖拜谒尹夫子。岂料尹天民诈称身体不适，拒之门外。由于受到张商英的牵连，后来尹天民被贬为相如(今四川蓬安)知县。

   岁月沧桑，西山岩岩景荒废已久，遗迹多已不存。但尹天民始终保持着士大夫应有的操守，却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会昌文人。

   上面最左边的是萧九贤。明洪武中，马皇后患乳痈病，太医束手无策。后张贴黄榜招医士治疗，当时任里长的萧九贤刚好押送粮食（赋税）到南京，揭了黄榜诊疗马皇后，药到病除，马氏乳痈病三天痊愈。朱元璋要赏赐他，他什么都不要，最后不得已授他太医院吏目，放他回去。萧九贤医术精湛，精通妇科、内科、五官科、儿科等，其所独创的养颜丸，能快速消除斑点，一时闻名，其开设的益生堂也得以门庭若市。萧九贤著有《外科启钥》《回生要义》等，今已亡轶不存。

      上面中间的是胡夷简（1529-1593年），字近道，别号金池，胡庄溪第三子，会昌庄埠人。以贡生授浙江嘉善主簿、广东长乐知县，受到当地民众爱戴，长乐民众建生祠祭奠，长乐有民歌“胡亲贤钟疾恶，会昌两杰寿长乐”颂之。万历十三年（1585），升任云南宾川知州，没有赴任。归田后，他有感于“奢靡之风”盛兴，积极倡导勤俭、孝悌之风，与胡恕简等推行《湘江小约》，扭转了不良之风。赣州同知祁汝东和会昌知县刁梦麟先后刊印《湘江小约》《湘江续约》，颁行全县，大力提倡移风易俗，传承淳朴、厚重的客家风俗，取得明显成效。

   胡夷简是会昌历史上第一个立志成圣的人。他一生践行阳明良知之学，特别是他在王阳明推行《南赣乡约》的影响下推行《湘江乡约》，为我们研究赣南乡村治理找到了真实的案例。

   最前面坐着的是赖士圣，字睿作，历任中书舍人、兵部职方司郎中。顺治五年（1648）春，会昌发生饥荒，百姓以挖草充饥，怨声载道。此时江西总兵金声桓发布了反清归明檄文，会昌百姓亦纷起响应。夏六月，愤怒的群众将平日民愤很大的典史谢延龄杀死。莅任不久的知县邢以政慑于典史被杀，带着官印，逃出县城，直奔赣州，禀告赣州知府，会昌反清作乱。南赣巡抚刘武元火速发兵围城，将会昌县城围得水泄不通。赖士圣兄弟出于正义和怜民之心，呈报围城清兵头目刘武元，解释说此次错杀典史谢延龄是城内少数人所为，他认为全城的大多数民众是善良和无辜的。为此，他恳免屠城，“愿输金三万，赎合命”。刘武元一面接受了赖氏兄弟的赎金，一面又加紧部署围城。七月十九日城破，赖士圣为没有挽救全县百姓而感到羞愧，于是自缢而死，赖氏家族及其仆人被屠杀的有265人。

   这位是吴湘皋（1683—1754），字芷汀，号迈庭，榜名人晋，会昌南门外乌仙岽下人。出生书香门第。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于城南沙河东之文溪扩建祖业“响涛山房”，藏书1.6万余卷。

   雍正元年（1723）中举人。后，历任武进、宜兴、江宁县丞和溧水知县。雍正九年在武进县时，曾寄俸银回县，重修县学宫“明伦堂”。雍正十年任溧水知县，非常清廉。其致力兴办教育和农田水利，深得民心。

   吴湘皋署理江宁知县时，适逢吴敬梓因家族哀落，移居江宁，吴湘皋作为地方父母官，又是同宗，对于吴敬梓父子极为敬重，过从甚密，时常接济他。落迫的吴敬梓，就把吴湘皋等人视作唯一依靠至亲。

吴敬梓写好《文木山房集》后，请吴湘皋写序。吴湘皋本就很欣赏吴敬梓的文笔和作品，于是欣然写了《<文木山房集>序》，成为学者研究吴敬梓的重要文献资料。

   有意思的是，乾隆二年（1737），64岁是吴湘皋因忤逆上官之意，遭受污害而被免职，导致其生活陡然改变，但他不改其志，这点和吴敬梓的境遇竟不谋而合。

乾隆六年（1741）还乡。第二年春，吴湘皋被聘请为赣州府濂溪书院山长（书院负责人）近八载，亲订馆诲27则，并编纂《书院志略》10卷。在任期间，吴湘皋还勒刻苏东坡、阳孝本两公夜话图石碑于“夜话亭”侧，并写有《跋》，再现了苏东坡、阳孝本当年彻夜畅谈的情景。这块石碑保留至今，现为江西省级保护文物。

   最左边的是欧阳斯济他是个“善于理财而不以财炫，乐于行善而不以善名”的慈善家，他从道光十九年(1839)到同治五年（1866）的20多年间，先后大型捐资七次，修建县城的白衣庙、真君阁、步云桥等，其中捐修步云桥三次。

   道光十九年(1839)，著名盐商和大慈善家欧阳斯济“乐输三千余金”倡修步云桥，得到广大会昌百姓响应。如何才能避免桥不再被洪水冲毁？这是欧阳斯济在一直思考的问题。

   这次修桥，欧阳斯济充分吸取了前人修桥的经验教训提出：“将桥墩、桥拱改用大麻条石垒砌，桥面围以石栏。”这个办法增强了桥体的稳固性与抗洪能力，使竣工的步云桥再不会被洪水冲毁。

   各位领导、嘉宾，会昌诸多的文化遗存，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如今，会昌这座千年文化古县正以勃发英姿铿锵前行，书写“风景独好”新篇章。我就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欢迎下次再来“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做客！